“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”，幸福美满的婚姻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天荒地老式的爱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，反而负心的情变和婚变，却往往容易发生。时至今日，婚变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依然是特别敏感的问题，它不单是一个关于婚姻道德的社会问题，还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。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，男女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，自由恋爱和婚姻情感为礼教纲常所阻隔和排斥，正如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中所说的，“在中世纪以前，是谈不上个人的性爱的……在整个古代，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，当事人则安心顺从。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，并不是主观的爱好，而是客观的义务，不是婚姻的基础，而是婚姻的附加物。”[1]由于女性在婚姻中处于依附地位，同时还承受着沉重的贞节负担，所以她们一旦被休，不仅名誉扫地，还会令其家族蒙羞受辱。正因为这样，喜新厌旧的男子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谴责。也因此，“负心婚变”的命题就成立了。

然而，这种负心的实际涵义在不同时代的人们心中并不相同，文学表现上也错综复杂，其中体现的道德观念，也有着显著的变化。依据各个时期文学体裁所体现的道德意蕴和审美特征，可把负心婚变的文学表现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《诗经》到南北朝的弃妇时代；第二阶段，唐宋清末的婚变悲剧时代；第三阶段，从“五四”以来的婚变悲剧的蜕变时期。[2]

早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这一哀怨的乐声就已奏响，但它的旋律与以后的岁月又有着不同的特点。女子被弃固然不幸，但当时女性的手脚尚未被沉重的礼教镣铐所束缚，她们对爱既热烈又执著，既豁达又大方，所以弃妇的哀怨更多的是为爱情的失去而哀伤。因为即使被休还有再嫁的自由，加上贞节观念的淡薄等因素，多少减轻了她们被弃的不幸程度，也多少减弱了她们对于负心汉的怨恨。

从弃妇走向悲剧的关键，是科举制度的实施。“传统意义上的‘负心婚变’，并不完全与婚姻情感相关，而是一种婚报观念的结果。可以说它的表层意蕴是一种婚姻道德的责难，而其深层结构却是一种恩报关系。”[3]唐宋之后，科举制度的实施，使得寒微之士骤然发迹而跻身仕途成为可能。同时，也就使得一部分为男子的前程、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女子获得了索取回报的权利。可这种道德规范中的恩报关系往往在现实中不能实现，因为这些寒素之士一旦发迹变泰后，贫贱夫妻的那种门户不当的婚姻就被社会视为异物，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，缔结社会视为合理的“门当户对”的婚姻，促使他们总是抛妻背亲而攀结权贵，这也就导致了负心婚变悲剧的频频上演！总之，唐宋以后，负心婚变故事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性质，达到了索魂、天殛凄厉激烈的地步，而不再只是以往那种弃妇们的自怨自艾。

宋代戏曲中就创作过一系列婚变悲剧，因而说婚变悲剧系列乃是南戏的起家戏。宋代的婚变悲剧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书生和烟花女子的故事，如《王魁负桂英》《陈叔文三负心》等；一类是书生与糟糠之妻的故事，如南戏《赵贞女蔡二郎》《张协状元》《李勉负心》《崔君瑞江天暮雪》《王宗道休妻》等。

书生与妓女相恋，发迹变泰后却忘恩负义、负誓渝盟，此类故事以《王魁负桂英》为代表。王魁下第失意时，与妓女敫桂英相爱并得其资助，故二人结为夫妻。王魁再度上京赴试时，与桂英在海神庙焚香盟誓，永不相负。后王魁状元及第，却另娶崔相国之女。桂英遣仆送信，王魁却当厅将寄信人逐出。桂英愤而自杀，誓将索命报仇。后其魂偕鬼卒追捉王魁至海神庙，以海神为证人，当面对质，最终忘恩负义的王魁被索取性命。王魁的负心，不仅仅是感情上的背负，更是道义上的背负，因为没有敫桂英的全力资助，就没有王魁今日的得志显达。这是一笔感情债，更是一笔恩情债。所以，忘恩负义就成为负心婚变悲剧的主要内涵。

而宋代写书生发迹后遗弃糟糠之妻的故事当以《赵贞女蔡二郎》为代表。此剧原作不传，据徐渭《南词序录·宋元旧篇》曰：“即旧蔡伯喈弃妇背亲，为暴雷震死，里俗妄作也。实为戏文之首。”秦腔和京剧中有《小上坟》剧中萧素珍上文时唱到了古人蔡伯喈的故事[4]：

（蔡伯喈）上京去赶考，赶考一去不回来。一双爹娘都饿死，五娘抱土筑坟台。坟台垒起三尺土，从空降下一面琵琶来。身背琵琶描容像，一心上京找夫回。找到京城不相认，哭坏了贤妻女裙钗。贤惠的五娘遭马踹，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。（秦腔义兴堂石印本、京剧《戏考》第四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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